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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境插队手记 边境插队手记第29部分阅读


    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,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

    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,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。于是以云南知青请愿方式开始、以黑龙江“今夜有暴风雪”方式结束的全国知青大返城,就如黑龙江上淌冰排那样汹涌澎湃,冰裂、断层、挤推、撞击就像当年这些学生从城里集体消失一样,短短的半年,到1979年上半年,知青的千军万马也从农村忽拉一下消失了。

    这个与“文革”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相应延迟了两年多的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,终于成为历史。

    从此以后,共和国不再会有中学毕业生集体全部下乡的极端;恰恰相反,在知青的返城潮过后,是规模更大的数千万农民的进城打工潮。

    即使那些至今还“无悔”并高唱着“知青精神万岁”的过来人,想必也不会逆潮流而动,让他们的子孙去重蹈覆辙了。

    熟悉我的朋友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:文中的某某是谁呀

    我只能这样回答:作为纪实性小说,文中大部分人已经被我拆分和重叠,连我自己也分不清谁是谁了,但当年农村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并保持着新鲜的气味。

    我在文中只对个别人保持了原样的记录,其中的“汪永德”就是。

    他的真名叫江财妙,他回上海搞病退后,我在哈尔滨上大学,一直没见过他。

    一晃几年,有一次回上海探假,我向知青打听。知青告诉我:他得胃癌死了。

    在悲哀的伤痛中,让我唏嘘不已的是:曾经的“浪子”江财妙,返城顶替父亲进了公交公司当售票员,道地的东北普通话,加上热情的服务,还有对公交车上小偷的敢于斗争,使他获得过上海市公交系统的劳动模范,他真的做到“回头金不换”了。

    剩下活着的,我只能从心里祝福而不愿意再惊动他们,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知青都愿意回头去捡拾那段生活的。

    曾经的插队战友,只有少数后来当官、当教授、经商,成了现在社会上一部分活跃的人群;大部分却沉淀在社会的最底层,日子过得并不理想。这是个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目标、到后来又各自分飞的群体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边境插队手记也只是个人的经历,并无代表意义,唯一的价值就在它是纪实的。

    作为这段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”的亲历者,我有幸保存了当年的手记,扔了可惜,故缀成一册,供现在喜欢的人闲时一阅,也供将来的研究者作为参考。

    为了边境插队手记的完整,我还想作一些如下的后记:

    记得我初考完从县城返回生产队那天,副队长老吴和我一起蹲在地头,他说:“听到了小麦拔节的声音。”

    我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听了半天,静静地,啥声也没有呀

    他笑笑,抽着大旱烟,不再言语。

    就像一个谜,闲时我就想:老吴听到的小麦拔节声到底是咋样的

    好多好多年以后,我重回爱辉,忍不住问老吴。

    此时已经一头白发的老吴哈哈大笑:那不是说你要上大学么

    哈哈哈我也大笑,谜底竟是如此简单。

    可不是么,家里老户口本的附页上,对我的仅有记载是这样的:

    1970.3.18,黑龙江爱辉县插队,盖着“迁出”章。

    1982.7.19,黑龙江大学分配,盖着“迁入”章。

    无情的记载,遮不住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。上海,把一个实际上只有小学六年级学历的我送去了黑龙江;黑龙江,却把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还给了上海。

    我并不怀念那个年代,但我要感谢黑土地,那里,曾响起我生命的拔节声

    我还记得,离家13年后,我大学毕业回到上海。

    父亲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交给我,说:“完璧归赵吧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什么”

    “你写的信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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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简直不敢相信

    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,所有我写的家信都按年月顺序排着。

    一种甜甜的滋味涌上心头,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家信会再回到我的手中。这些信带着弟妹们的朗读声、父母亲的舐犊情,它们随同我在农村16本大大小小的日记一起被珍藏了下来。

    包括后来一位转点走的知青,也在三十多年后把我写给她的信还给了我。

    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记忆如此好,能把当年的情景像画面一样记录下来其实,如果没有那些偏重于故事的日记、父母替我保存的家信、知青战友归还我的书信,我又哪里能记得住这么多细节呢

    我不知道谁还能像我如此幸运

    1979年5月,我在大学接到母亲的一封信:

    “在你爸爸去北京开会时,收到晓晗一封信,她要求父母同意你们的婚事,并希望找她谈谈,给她一个回音。

    我们经过商量,基本上统一了看法,认为晓晗回上海后对你还是一心无二,这确是难能可贵的情意,这也是组织一个幸福家庭的很好前提。就由我执笔给晓晗写了一封信,告诉她做父母唯一希望的,就是子女能做一对互帮、互促、互敬、互爱的好夫妻。对于婚姻的选择权,当然是属于你们青年人自己的,并希望她支持你完成大学时期的学习任务。

    望你要专心一意的认真读书,不要分心,虽然对你们的事我们在看法上有一些周折,但你要相信,我会把她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。”

    看到这封信,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    婚宴是“刘金鹏”帮我落实的,在南京东路上一家饭店,当年知青点里能来的都来了。

    还记得1972年春那首被批评是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的地头小诗吗“漫绘远景笑田头,难说战友不分手。有志约定十年后,痛饮茅台话旧游。”我和晓晗结婚的这一年,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,也正是知青在地头约定的“十年后”。

    如果说,日记和书信的保存是一种幸运;那么,我和晓晗终成眷属更是一种幸运。夫妻之间30年来经常围绕当年的边境插队生活“话旧游”,这无疑对此文的完成也起了重要作用。尤其是我俩在1978年5月至10月间的30封信,我已经整理成高考病退两地书,记录了在动荡背景下我们执着的爱情观。

    尽管在200篇边境插队手记中,有关我俩恋爱的记述只有30篇,但在生活中,今年我们结婚已经整整30年了。

    当然,我和晓晗不会一直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,我们每年都会去一次“新游”,足迹差不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。

    去年,我和她一起去新疆自驾游,在巴音布鲁克的一块陡直的山坡上,开都河在平阔的草原上“九曲十八弯”地西去,泛着夕阳的逆光。

    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高考和病退时的曲折,笑着问她:“当年,你会想到我们有车有房的今天吗”

    她也笑了:“有车有房现在又不稀奇的,那时你就是一个农民,谁知道你后来会什么样”

    我点燃一支烟,沉思在人生曲折的回忆之中。

    她见我不吱声,又说:“只要俩个人能在一起,什么都好。”

    这时,背后响起了“咔嚓咔嚓”的快门声,回头一望,是一位陌生的摄影爱好者。

    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对我们说:“对不起,拍了你们的背影,一直想找这样的情景,真美”边说还边发出“啧啧”的赞叹。

    美吗我和她相视一笑。

    美,是眼前曲折的河流;美,是年轻人拥有的青春。

    现在,我们已经老了,只不过是坐在山坡上,看着夕阳西落的去处,品尝年轻时酿就的酒。

    我不得不承认最伟大的造物主是时间,再苦涩的酒经过几十年的窖藏,如今竟然散发出醉人的甘醇浓香。

    全文结束于2013年11月26日 上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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